战国七雄：乱政亡赵

赵国的死亡，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。　　赵国历史有三说：其一，战国开端说。视赵襄子元年（公元前475年）为赵氏部族立国，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（公元前228年），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，历时二百四十七年；其二，开端同上，以赵令郎嘉之代国死亡为赵国最后死亡，历时二百五十三年；其三，三家分晋说，以周王室正式认可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（公元前403年），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，或一百八十一年。

　　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，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。　　邯郸陷落赵王被俘，强大的赵国是实上已经死亡。　　赵国死亡，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式。

　　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，到赵国死亡的近百年间，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。在与秦国反抗的历史中，赵国独对秦军做恒久奋争。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，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徐徐恢复元气。

今后形势大变，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，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，反倒徐徐疏远了赵国。赵国为了联络抗秦阵线，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，却都是形聚而神散，终致频频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。当此之时，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，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，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。应该说，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，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。

倘使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、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，而能使廉颇归赵，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，秦赵反抗了局如何，亦未可知也。　　然则，历史不行假设，赵国究竟去了。

　　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，其间隐藏的种种秘密令后人嗟叹不已。　　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。其间原因，历代多有探讨。

西汉贾谊《过秦论》将六国死亡及秦帝国死亡之因，归结为“攻守之势异也”。唐人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则云：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北宋苏洵的《六国论》又是另一说法：“六国破灭，非兵倒霉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。

赂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！”苏洵儿子苏辙的《六国论》，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，认为六国为争小利相互残杀，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，使六国没有抗秦基本而死亡。清人李桢的《六国论》，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。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死亡之原因，连带论及六国死亡，大要皆是此类表层原因。

凡此等等，其中最为烁目者，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死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、将秦帝国死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。这是内因论。内因是基础。

只管循着如此方法，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掘客到基础，然究竟不失为精炼论断之种种。攻守之势也好，行贿秦国也好，战略失误也好，不执合纵也好，究竟都是实实在在的详细原因。

　　然则，内在基础原因究竟何在？　　三晋赵魏韩之亡，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瓦解形式弥散中原的开始。历史地看，这种瓦解具有使整个中原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家而再造再生的意义，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。

然则，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，三晋之亡则显然袒露出其政治基本的懦弱。也就是说，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。

这种缺陷，其表象是一致的：变法不彻底，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鼎力大举量。然则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三晋以致山东六国，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？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？　　隐藏在这里的谜底，才是六国死亡的真正秘密所在。　　事实上，任何部族民族所建设的国家，其文明框架的组成，其国家行为的特质，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，以及这种传统所决议的认识能力。

而族性传统之形成，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情况，及其在这种奇特情况中所履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。这种经由生存情况与重大事件磨炼的传统一旦形成，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，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，纵是兴亡沉浮，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。

　　唯其如此，部族的族性传统决议着其所建设的国家的秉性。　　赵人之族性传统，勇而气躁，烈而尚乱。　　赵人族性基本与秦人同，历史了局却差别。

这是又一个历史秘密。　　秦赵族性之要害，是“尚乱”二字。

何谓乱？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纪录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，韩厥云：“妄诛谓之乱。”在古典政治中，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炼解释。也就是说，妄杀即是乱。何谓妄杀？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。

妄杀之风滥觞，在国家庙堂，是无可阻挡的叛乱政变之风，动辄以谋害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，以求解脱政治逆境，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。在庶民行为，则是私斗成风，不经律法而快意恩怨的社会风习。此等部族组成的国家，往往是刚强武勇而乱政丛生，出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式，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，落差之大令人感喟。

　　依其族源，秦赵同根，族性同一。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，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：庙堂多乱政杀戮，庶民则私斗成风。然则，在历史的生长中，秦部族却因履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根除了部族痼疾，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，从而在很长时期内乐成地制止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。这个重大事件，即是商鞅变法。

历史地看，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——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，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。事实上，秦国在秦献公之前，其政变叛乱之频繁丝绝不亚于赵国，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郁更是远超赵国而整天下之最。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，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，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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